“东北叙事”为什么能打通纯文学与市场的边界？

发布日期： 2023-08-07 10:05:12 来源：凤凰网

在诸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下，东北这两年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潮。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《漫长的季节》等由东北文学改编而来的热门影视，让这片地域在往日“接地气”的基础蒙上了更多现代的文学气息。

批评家黄平最早开始研究“新东北作家群”，著有批评文集《出东北记》，在他看来，东北作家们将“文学是人学”作为一条道路，“重构文学与生活的联系，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展开叙述，保卫真实的情感与人性。”

(资料图)

“新东北作家群”出场的标志性事件，是双雪涛的中篇小说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在《收获》杂志2015年第2期上的发表。此后，“新东北作家群”中几位代表性的作家，不约而同地先后获得《收获》的承认：2018年班宇的《逍遥游》发表，2019年郑执的《蒙地卡罗食人记》发表。同时借助纯文学场域与市场的力量，是这一批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出场特征。比如贾行家的出场方式是在网易微博上的专栏渐受关注后，在2017年3月“一席”发表演讲《纸工厂》。在贾行家之后，“一席”在2017年4月邀请双雪涛演讲《冬天的骨头》，2019年1月邀请郑执演讲《面与乐园》。

从东北出发，在上海成名，和1930年代的“东北作家群”相似，八十多年后的中国文学迎来“新东北作家群”。也是这一批年青的东北作家，真正打通纯文学与市场边界，在文学与社会两个层面上同时获得影响力。从双雪涛到班宇，一浪接续一浪，构成当代文坛这几年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一场不但包括文学而且包括电影、音乐在内的全方位的文艺复兴。

下文摘编自黄平《出东北记》，经出版社授权发布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。

01 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

在这一批以“80后”作家为主的“新东北作家群”涌现之前，东北籍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已屡领风骚，如迟子建以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，齐邦媛以《巨流河》享誉海内外文坛。但作家之为“群”，在于他们分享着近似的主题与风格。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“东北作家群”以“抗战”为背景，那么当下“新东北作家群”回应的主题是“下岗”。“新东北作家群”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，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。

电影《镜子》

这也合乎逻辑地解释了，这一次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主体是辽宁作家群，或者进一步说是沈阳作家群。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1990年代的“下岗”，就不会有今天的“新东北作家群”。我们经常望文生义地理解地方文学，过于简单地将文学地方化。在文学的意义上，“东北”不是地方概念，“上海”或“陕西”等省市也不是地方概念。正如农业文明的现代困境，成就了一批陕西作家；工业文明的现代困境，成就了这批辽宁作家。

这是一个迟到的故事：1990年代以“下岗”为标志的东北往事，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的后代所讲述。这决定着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小说大量从“子一代视角”出发，讲述父一代的故事，比如双雪涛的《大师》《无赖》《光明堂》《飞行家》、班宇的《逍遥游》《盘锦豹子》《肃杀》《空中道路》以及郑执的《仙症》。诚如贾行家所言： “我一直很偏执地记录这些人，甚至到了他们自己都忘记自己的时候。”

以往的文学理论，更多地从技巧层面上的“内部/外部”来讨论视角，忽视在文化层面上“内部”与“外部”的辨析。在共同体内部看来，从子一代的视角出发，长久笼罩在东北工人头上的想象，比如将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福利社会的状态讲述为粗野、懒惰、依赖性强、吃大锅饭，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“常识”，而只是“东北想象”之一种——这种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想象自1990年代国企改制以来一直居于主流，乃至于被东北人内化为自我指认。

而在双雪涛与班宇等作家笔下，作为下岗工人的父亲一代，其潦倒落魄的表象下面，有不可让渡的尊严。代表性的作品如双雪涛的《大师》，父亲35岁下了岗，老婆离家出走，每天沉溺于下象棋与喝白酒。在这种境况下，十年前的棋友来访：十年前父亲还是拖拉机厂仓库管理员，现在是终日烂醉、脖子上挂着家门地址的下岗工人；十年前棋友是仓库隔壁监狱里的瘸子犯人，现在是没了两条腿的云游和尚。

这一局棋倾注了两个人半生的沧桑，在“我”眼中，那一刻父亲重新可以依靠：

父亲也抬头，看着我，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那个肩膀我已经很久没有依靠过了，我说：爸，下吧。父亲说：如果你妈在这儿，你说你妈会怎么说？我说：妈会让你下。父亲笑了，回头看着和尚说：来吧，我再下一盘棋。

小说结尾父亲展现出英雄般的高贵，将本来能赢的这局棋让给了和尚，并且按照落子前的约定，让“我”叫和尚一声“爸”。“父子”关系由此溢出了血缘，转化为子一代的“我”——小说的叙述人——对于下岗一代的重新确认。

《白日焰火》

同样的转折也出现在班宇《盘锦豹子》的结尾，多年隐忍的父亲被逼到拔刀而起，威风凛凛如一头豹子，“而那一刻，他也已看不清父亲的模样”。一代人的辛酸，凝聚为父亲最后的呐喊：

孙旭庭昂起头颅，挺着脖子奋力嘶喊，向着尘土与虚无，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，那声音生疏并且凄厉，像信一样，它也能传至很远的地方。

可能难以想象，关于1990年代影响上千万人的东北下岗潮，时至今日也找不到一部沉重的社会学、历史学的作品予以记录，相关的史料寥寥。双雪涛、班宇、郑执他们的写作，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，安慰着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辈。

他们的小说，在重新理解父辈这批失败者的同时，隐含着对于单向度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。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“标准人”，是市场的人格投影，理性、冷漠而精于计算；在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笔下，则游荡着太多的“畸人”，他们充满理想却不合时宜，被视为疯子或废人。

02 小说重新成为一种

有道德承担的文类

对于父兄辈的失败者，双雪涛、班宇这一代并不是停止于感伤，而是以文学的方式，为这群历史的牺牲品追索正义，比如双雪涛的《北方化为乌有》、班宇的《枪墓》及郑执的《生吞》。

在《北方化为乌有》中，除夕之夜，一个“一直用短句子”“第一人称儿童视角”的东北青年小说家，被醉酒的女出版人纠缠在家里喝酒，并且被嘲讽着“除了童年你什么也不会写”。出版人提到小说家正在写的小说里的一桩凶案，提到一篇自由来稿中也写了一模一样的故事。小说的“虚构”层面渐次瓦解，小说家展示出一块带血的衣领，告之出版人自己正是小说中被杀死的车间主任的儿子，并且和出版人通过电话约到了这个作者深夜来会。

虚构的文学转为历史的见证，曾经的车间主任之子，当年车间主任恋人的妹妹，两个“子一代”的叙述视角彼此补充，在对话中还原东北往事：当保卫工厂的车间主任被腐败分子雇凶杀害后，“姐姐”多年来不止不休地追凶，最终将凶手杀死，并且将逐一地对当年的腐败分子完成复仇。

《北方一片苍茫》

《北方化为乌有》带有元小说性，展现着从“虚构”出发的叙述最终如何走向“现实”。这样的小说沟通了叙述与正义的关系，完成对于自身的救赎：小说重新成为一种有道德承担的文类，而不是纯粹的叙述游戏。

“新东北作家群”这种依赖于“子一代”视角的叙述，同样可以被归为“青春文学”；或者更进一步说，随着这批下岗工人后代的青春叙述浮出历史，新世纪以来统治青年写作多年的“青春文学”的叙述程式到此终结。“青春”和“文学”这两个20世纪中国的关键概念长久地被“青春文学”所宰制，这种“青春文学”从1990年代以来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出发，侧重内心倾诉，充满自恋地处理题材与语言，标榜一种去历史化、去道德化的职业写作，以所谓“叙述”的可能性来掩饰内心的空洞与文学的贫乏。

“新东北作家群”这批青年作家的文学突围，首先是语言的突围。具体地说，和以往“青春文学”常见的长句与陌生化比喻相比，双雪涛、班宇等人的小说多用短句，充满着大量东北日常口语。

句子的“长”与“短”的差异，落实在以往的青春文学作家多用自由间接引语，而“新东北作家群”作家大量使用直接引语。这里显然有两种文学观的差异：自由间接引语一定程度上让出叙述人的权威，从人物的视点引出人物的内心世界；直接引语不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，而是停留在人物的对话上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班宇的《双河》，小说第二节第一段，“我”与关系暧昧的刘菲在菜市场相遇，这短短一段有二十六个“说”，通过“我说”与“刘菲说”，层层揭示出“我”与刘菲的互相试探。

《铁西区》

在对班宇《逍遥游》的分析中，李陀指出班宇等人的小说在复兴现实主义，并且强调了“写作”的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创造性。现实主义的复兴，有必要清洗被污名化的定见，“夺回”一些被现代主义所框定的概念。

比如寓言化的写作，班宇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作家：在一个废墟般的世界里，班宇将碎片转化为概念，将概念转化为寓言。无论是《空中道路》或是《冬泳》《夜莺湖》，小说最终寓言化的翻转，往往是不连续的两个历史时间叠搭在一起，历史的非连续性，使得小说里的“现实”笼罩着一层恍惚的非现实感。毕竟，在本雅明看来，“寓言”是关乎救赎的表达形式。

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在班宇的成名作《逍遥游》中：身患尿毒症的“我”什么都在失去，并最终认清了自己的虚弱一一对应的象征世界在解体，人物等待在绝对的空无之中。小说无穷无尽的反讽像波浪一般涌动拍击，组织起无穷无尽的高度写实的细节与语言，一切建基在反讽的虚空之中，而这虚空又包含着等待。《逍遥游》超越了“现实主义”与“现代主义”的二元对立，成为反悲剧的悲剧。

总之，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小说，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都是一次召唤。召唤历史的连续性，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，召唤真正的艺术。同时，基于对类型小说叙述的挪用，乃至于小说所外在的故事性和道德感，这种召唤可以穿越文学场，抵达所有的读者。文学与现实，技法与伦理，艺术与市场，一切分裂的都在重新生长为一体。

03 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未来

如同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复现：一群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，以他们的写作震动文坛。对于逐渐边缘化的当代文学，这群青年作家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分离出去的“专业”，而是从来都和生活血肉相连。但是当他们站立在文坛的中央，未来何去何从？

在“新东北作家群”中，班宇对未来有一个戏谑而不乏深刻的展望：

2035年，80后东北作家群体将成为我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研究对象，相关学者教授层出不穷，成绩斐然。与此同时，沈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文学之都，东北振兴，从文学开始。

2065年，文学将进入智能定制模式，足不出户，即可下一单文学作品，以供阅读。可对语言、流派、字数、地域、姓名、故事模型等多种项目进行勾选和填写。宣传口号或为：××外卖，写啥都快。生命科学技术取得长足进步，博尔赫斯于同年复活，醒来的第一句话是：天堂不是图书馆的模样，地狱才是，感谢你们将我拯救出来。次月，他觉得仍处地狱，不曾脱离。

2095年，文学的全部概念均被瓦解，已不存在，无人提起。只有一少部分人进行秘密结社，坚持从事写作这种古老活动，被视为正统社会的异端，生存空间极其狭隘。他们试图与写作机器对抗，但屡屡挫败。同年某地下室，东北作家群体遭逢博尔赫斯，并将其击倒在地。原因不明。

班宇这段“展望”触及了宰制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多重维度：学术体制、纯文学、技术现代性社会。

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写作作为当代文学的岔路口，使得两条道路得以显豁：一条道路是“文学是数学”，就像《黑客帝国》中的尼奥最终被史密斯感染，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写作将最终变得技术化，文学最终和当代世界数字化、金融化、符号化、虚拟化的逻辑契合，脱实向虚，成为一种技术化的叙述游戏，直至被取消；

一条道路是“文学是人学”，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写作从东北开始，重构文学与生活的联系，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展开叙述，保卫真实的情感与人性。

《漫长的季节》剧照。改编自于小千《凛冬之刃》

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写作，势必将挪动两个文化政治坐标：技术现代性社会中“东北想象”的位置、文学场中“东北文学”的位置。有以下诸种的主流“东北想象”彼此交叠：基于市场经济视点，“东北”被视为官僚化的计划经济残留；基于现代化逻辑的视点，“东北”被视为贫困的欠发达地区；基于都市文明视点，“东北”被视为愚昧的乡村；基于现代理性社会的视点，“东北”被视为粗野的奇观。

总之，“东北”被视为以理性、技术、效率为内核的现代性文明的“外部”，这种现代性想象在当下处于绝对的霸权地位。

基于这种霸权想象对于“东北文学”的限定，一方面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写作受到文坛欢迎，东北文学的冷峻残酷，有一种奇异的魅力，填充以往小资化写作的贫乏虚无；另一方面，“东北文学”被理解为一种地方文学风格，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作家们被无意识地暗示要走出“东北”，变成“成熟”的职业作家。

“新东北作家群”承受压力的地方正在于此。落实到写作上来，成名后的双雪涛、班宇等开始表露出求新求变的倾向。

班宇在2018年第5期的《作家》上发表《山脉》，小说共分五节，炫技般地先后使用文学评论、讣告、日记、小说、创作谈五种文类，彼此互相指涉，构成叙述的迷网。其中第四节即小说段落是我们熟悉的班宇小说，塑造了一个善良、懦弱、爱读书的、最终在持续的侮辱中失踪了的工人。

《白日焰火》

然而这样一个故事陷落在前前后后的叙述网络里，共情被悬置，意义指向变得陌生化。班宇在此对于自身“写作”（小说中“小说家班宇”出场）刻意暴露、中断、戏仿，试图在寻求一种新的写作方法。

同时，班宇在《唤醒疲惫之梦》这篇文论中反思“小人物”书写：

对于“小人物”的书写，在今日而言，与其说是惯性，不如看作是一个传统而安稳的起点，一种陈腐、仓促但却可以身体力行的抵抗手段，每个人似乎都可以从这里开始，贡献或者呕吐出自己的经验，并将其作为批判与抗议的工具。

与此同时，所有的叙述又都很难不沦入上述的想象境况——写作者不再与自身的固见作斗争，也没有经过破裂与自我组建，只是站在高台上展示出来，成为大大方方的输家，扯开一面旗帜，落寞与溃败在此迎风招展。在这样的困境里，书写的突围变得难以实现。

笔者以为，班宇《逍遥游》等小说已经为“写小人物”创制了一种新的叙述，但这种文学实践还缺乏足够的讨论，班宇自己也似乎有些犹疑。和班宇的反思相比，双雪涛走得更远。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（2018年11月23日）中，双雪涛谈到：

说到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和《北方化为乌有》，我觉得这两部小说写得有点问题，这两部小说写得有点机巧，尤其是《北方化为乌有》。这个题目虽然比较容易被人记住，但我稍微有点武断。我可以辩解说“北方”是见闻，或者我永远不承认“北方”是沈阳，但这明显带有一点狡辩的意味。

根据小说叙述的设计，在一个集中的环境、准确的时间——除夕夜，人物往我视域上靠拢，写得比较集中。现在看这个小说写得还是紧了一点。出发点其实是叙述的乐趣，而不是追求历史真相，但写着写着就自动把你带到那个东西里面去了，去寻找当时真实发生了什么。

在双雪涛2019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《猎人》中，东北的场景与故事基本上化为乌有，取而代之的是作家、编辑、出版人、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、演员、明星、经纪人、记者等人物。唯一的东北故事是《杨广义》这一篇，作为“神刀杨广义”，这个1990年代的工人依赖传说中的刀法，逃逸在传奇之中。

双雪涛的文学世界中一直有一条奇幻书写的暗线。他写过一篇致敬王小波的《我的师承》，王小波无疑是叙述的大师，但学习王小波很容易流于表面。

王小波的叙述天马行空，奇趣横生，但叙述深处有不可化约的沉痛。王小波由创伤、记忆讨论到革命、技术现代性，始终聚焦在20世纪现代性的核心议题与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交错。把握不住王小波叙述背后的思想性，很容易流于叙述的游戏，最终叙述指向的是一种虚无的逃避。有论者将王小波小说视为“犬儒主义哲学”，固然有些简单化地理解了王小波小说，但也点中了王小波流行开来的时代氛围。

双雪涛的小说结尾常常以“湖”“河”“大海”或“天空”结束，有论者指出双雪涛以“水”结尾，是对历史性的失序之后坠落的恐惧，“水”是作者恐惧感的物质赋形。这种看法有其道理。

笔者就此补充的是，无论是陷落在水中还是消失在空中，是将无法解决的现实矛盾想象性地解决，如双雪涛在《天吾后记》（台湾版，2019年出版）序言中所言，观察生活和书写生活可能是逃离生活的最好办法。

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剧照。该剧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小说

双雪涛东北书写中的“传奇感”，就此很容易滑向奇幻。

双雪涛对于奇幻故事并不陌生，无论是长篇处女作《翅国》还是被改编为电影的短篇小说《刺杀小说家》，他的奇幻书写虽然远远不如东北书写，但一直绵延不断，在《猎人》中重新翻为主流。

《猎人》中最出色的一篇是《火星》。一对中学恋人多年以后相见，一个穷小子和女明星的俗套，被极为精彩地翻转，语言节制准确，布局谋篇老练，叙述上极为成熟。然而这篇小说骨子里是鬼怪加情义的都市传奇，小说象征性地发生在“上海—山区”，面对着寻求刺激与慰藉的中产阶级受众。

因双雪涛目前所在的文学场的位置，一个定居在北京的职业作家，一个面向都市受众的电影编剧，“都市传奇”有可能取代“东北往事”成为他主要的文学方向。

《飞驰人生》

笔者在2017年化用文学史经典概念，以双雪涛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为例，呼告“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”，这一提法屡遭善意的讥讽。随着班宇、郑执等一批作家的崛起，笔者当年的预判没有落空。但这里笔者不是为预见实现而自鸣得意，相反，当时的忧虑在今天可能更为迫近。

双雪涛当下的写作，处于一种历史性的分裂之中，就像《火星》中的主人公一样：不断地自我暗示，“必须承认自己，自己，自，己，是仅有的东西”；同时和这种奋斗口号般的暗示永远纠缠在一起的，是不断浮现的远方和青春岁月的回忆。

在一个集体的意义上，“新东北作家群”更大的困境，是怎么处理“阶级”与“地方”这两个范畴的往复辩证，这两个概念长久以来既互相成全又互相遮蔽。

一批书写“下岗”的作家被窄化为“地方”作家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包括笔者提出的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等等既是一种便捷的命名，也是一种必须有所警醒的“限定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