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东北叙事”为什么能打通纯文学与市场的边界?
发布日期: 2023-08-07 10:05:12 来源: 凤凰网

在诸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下,东北这两年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潮。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《漫长的季节》等由东北文学改编而来的热门影视,让这片地域在往日“接地气”的基础蒙上了更多现代的文学气息。

批评家黄平最早开始研究“新东北作家群”,著有批评文集《出东北记》,在他看来,东北作家们将“文学是人学”作为一条道路,“重构文学与生活的联系,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展开叙述,保卫真实的情感与人性。”


(资料图)

“新东北作家群”出场的标志性事件,是双雪涛的中篇小说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在《收获》杂志2015年第2期上的发表。此后,“新东北作家群”中几位代表性的作家,不约而同地先后获得《收获》的承认:2018年班宇的《逍遥游》发表,2019年郑执的《蒙地卡罗食人记》发表。同时借助纯文学场域与市场的力量,是这一批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出场特征。比如贾行家的出场方式是在网易微博上的专栏渐受关注后,在2017年3月“一席”发表演讲《纸工厂》。在贾行家之后,“一席”在2017年4月邀请双雪涛演讲《冬天的骨头》,2019年1月邀请郑执演讲《面与乐园》。

从东北出发,在上海成名,和1930年代的“东北作家群”相似,八十多年后的中国文学迎来“新东北作家群”。也是这一批年青的东北作家,真正打通纯文学与市场边界,在文学与社会两个层面上同时获得影响力。从双雪涛到班宇,一浪接续一浪,构成当代文坛这几年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是一场不但包括文学而且包括电影、音乐在内的全方位的文艺复兴。

下文摘编自黄平《出东北记》,经出版社授权发布,小标题为编者所拟。

01 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

在这一批以“80后”作家为主的“新东北作家群”涌现之前,东北籍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已屡领风骚,如迟子建以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,齐邦媛以《巨流河》享誉海内外文坛。但作家之为“群”,在于他们分享着近似的主题与风格。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“东北作家群”以“抗战”为背景,那么当下“新东北作家群”回应的主题是“下岗”。“新东北作家群”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,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。

电影《镜子》

这也合乎逻辑地解释了,这一次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主体是辽宁作家群,或者进一步说是沈阳作家群。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1990年代的“下岗”,就不会有今天的“新东北作家群”。我们经常望文生义地理解地方文学,过于简单地将文学地方化。在文学的意义上,“东北”不是地方概念,“上海”或“陕西”等省市也不是地方概念。正如农业文明的现代困境,成就了一批陕西作家;工业文明的现代困境,成就了这批辽宁作家。

这是一个迟到的故事:1990年代以“下岗”为标志的东北往事,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的后代所讲述。 这决定着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小说大量从“子一代视角”出发,讲述父一代的故事,比如双雪涛的《大师》《无赖》《光明堂》《飞行家》、班宇的《逍遥游》《盘锦豹子》《肃杀》《空中道路》以及郑执的《仙症》。 诚如贾行家所言: “我一直很偏执地记录这些人,甚至到了他们自己都忘记自己的时候。”

以往的文学理论,更多地从技巧层面上的“内部/外部”来讨论视角,忽视在文化层面上“内部”与“外部”的辨析。在共同体内部看来,从子一代的视角出发,长久笼罩在东北工人头上的想象,比如将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福利社会的状态讲述为粗野、懒惰、依赖性强、吃大锅饭,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“常识”,而只是“东北想象”之一种——这种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想象自1990年代国企改制以来一直居于主流,乃至于被东北人内化为自我指认。

而在双雪涛与班宇等作家笔下,作为下岗工人的父亲一代,其潦倒落魄的表象下面,有不可让渡的尊严。代表性的作品如双雪涛的《大师》,父亲35岁下了岗,老婆离家出走,每天沉溺于下象棋与喝白酒。在这种境况下,十年前的棋友来访:十年前父亲还是拖拉机厂仓库管理员,现在是终日烂醉、脖子上挂着家门地址的下岗工人;十年前棋友是仓库隔壁监狱里的瘸子犯人,现在是没了两条腿的云游和尚。

这一局棋倾注了两个人半生的沧桑,在“我”眼中,那一刻父亲重新可以依靠:

父亲也抬头,看着我,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,那个肩膀我已经很久没有依靠过了,我说:爸,下吧。父亲说:如果你妈在这儿,你说你妈会怎么说?我说:妈会让你下。父亲笑了,回头看着和尚说:来吧,我再下一盘棋。

小说结尾父亲展现出英雄般的高贵,将本来能赢的这局棋让给了和尚,并且按照落子前的约定,让“我”叫和尚一声“爸”。“父子”关系由此溢出了血缘,转化为子一代的“我”——小说的叙述人——对于下岗一代的重新确认。

《白日焰火》

同样的转折也出现在班宇《盘锦豹子》的结尾,多年隐忍的父亲被逼到拔刀而起,威风凛凛如一头豹子,“而那一刻,他也已看不清父亲的模样”。一代人的辛酸,凝聚为父亲最后的呐喊:

孙旭庭昂起头颅,挺着脖子奋力嘶喊,向着尘土与虚无,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,那声音生疏并且凄厉,像信一样,它也能传至很远的地方。

可能难以想象,关于1990年代影响上千万人的东北下岗潮,时至今日也找不到一部沉重的社会学、历史学的作品予以记录,相关的史料寥寥。双雪涛、班宇、郑执他们的写作,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,安慰着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辈。

他们的小说,在重新理解父辈这批失败者的同时,隐含着对于单向度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。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“标准人”,是市场的人格投影,理性、冷漠而精于计算;在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笔下,则游荡着太多的“畸人”,他们充满理想却不合时宜,被视为疯子或废人。

02 小说重新成为一种

有道德承担的文类

对于父兄辈的失败者,双雪涛、班宇这一代并不是停止于感伤,而是以文学的方式,为这群历史的牺牲品追索正义,比如双雪涛的《北方化为乌有》、班宇的《枪墓》及郑执的《生吞》。

在《北方化为乌有》中,除夕之夜,一个“一直用短句子”“第一人称儿童视角”的东北青年小说家,被醉酒的女出版人纠缠在家里喝酒,并且被嘲讽着“除了童年你什么也不会写”。出版人提到小说家正在写的小说里的一桩凶案,提到一篇自由来稿中也写了一模一样的故事。小说的“虚构”层面渐次瓦解,小说家展示出一块带血的衣领,告之出版人自己正是小说中被杀死的车间主任的儿子,并且和出版人通过电话约到了这个作者深夜来会。

虚构的文学转为历史的见证,曾经的车间主任之子,当年车间主任恋人的妹妹,两个“子一代”的叙述视角彼此补充,在对话中还原东北往事:当保卫工厂的车间主任被腐败分子雇凶杀害后,“姐姐”多年来不止不休地追凶,最终将凶手杀死,并且将逐一地对当年的腐败分子完成复仇。

《北方一片苍茫》

《北方化为乌有》带有元小说性,展现着从“虚构”出发的叙述最终如何走向“现实”。这样的小说沟通了叙述与正义的关系,完成对于自身的救赎:小说重新成为一种有道德承担的文类,而不是纯粹的叙述游戏。

“新东北作家群”这种依赖于“子一代”视角的叙述,同样可以被归为“青春文学”;或者更进一步说,随着这批下岗工人后代的青春叙述浮出历史,新世纪以来统治青年写作多年的“青春文学”的叙述程式到此终结。“青春”和“文学”这两个20世纪中国的关键概念长久地被“青春文学”所宰制,这种“青春文学”从1990年代以来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出发,侧重内心倾诉,充满自恋地处理题材与语言,标榜一种去历史化、去道德化的职业写作,以所谓“叙述”的可能性来掩饰内心的空洞与文学的贫乏。

“新东北作家群”这批青年作家的文学突围,首先是语言的突围。具体地说,和以往“青春文学”常见的长句与陌生化比喻相比,双雪涛、班宇等人的小说多用短句,充满着大量东北日常口语。

句子的“长”与“短”的差异,落实在以往的青春文学作家多用自由间接引语,而“新东北作家群”作家大量使用直接引语。这里显然有两种文学观的差异:自由间接引语一定程度上让出叙述人的权威,从人物的视点引出人物的内心世界;直接引语不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,而是停留在人物的对话上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班宇的《双河》,小说第二节第一段,“我”与关系暧昧的刘菲在菜市场相遇,这短短一段有二十六个“说”,通过“我说”与“刘菲说”,层层揭示出“我”与刘菲的互相试探。

《铁西区》

在对班宇《逍遥游》的分析中,李陀指出班宇等人的小说在复兴现实主义,并且强调了“写作”的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创造性。现实主义的复兴,有必要清洗被污名化的定见,“夺回”一些被现代主义所框定的概念。

比如寓言化的写作,班宇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作家:在一个废墟般的世界里,班宇将碎片转化为概念,将概念转化为寓言。无论是《空中道路》或是《冬泳》《夜莺湖》,小说最终寓言化的翻转,往往是不连续的两个历史时间叠搭在一起,历史的非连续性,使得小说里的“现实”笼罩着一层恍惚的非现实感。毕竟,在本雅明看来,“寓言”是关乎救赎的表达形式

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在班宇的成名作《逍遥游》中:身患尿毒症的“我”什么都在失去,并最终认清了自己的虚弱一一对应的象征世界在解体,人物等待在绝对的空无之中。小说无穷无尽的反讽像波浪一般涌动拍击,组织起无穷无尽的高度写实的细节与语言,一切建基在反讽的虚空之中,而这虚空又包含着等待。《逍遥游》超越了“现实主义”与“现代主义”的二元对立,成为反悲剧的悲剧。

总之,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小说,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都是一次召唤。召唤历史的连续性,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,召唤真正的艺术。同时,基于对类型小说叙述的挪用,乃至于小说所外在的故事性和道德感,这种召唤可以穿越文学场,抵达所有的读者。文学与现实,技法与伦理,艺术与市场,一切分裂的都在重新生长为一体。

03 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未来

如同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复现:一群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,以他们的写作震动文坛。对于逐渐边缘化的当代文学,这群青年作家再一次提醒我们,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分离出去的“专业”,而是从来都和生活血肉相连。但是当他们站立在文坛的中央,未来何去何从?

在“新东北作家群”中,班宇对未来有一个戏谑而不乏深刻的展望:

2035年,80后东北作家群体将成为我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研究对象,相关学者教授层出不穷,成绩斐然。与此同时,沈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文学之都,东北振兴,从文学开始。

2065年,文学将进入智能定制模式,足不出户,即可下一单文学作品,以供阅读。可对语言、流派、字数、地域、姓名、故事模型等多种项目进行勾选和填写。宣传口号或为:××外卖,写啥都快。生命科学技术取得长足进步,博尔赫斯于同年复活,醒来的第一句话是:天堂不是图书馆的模样,地狱才是,感谢你们将我拯救出来。次月,他觉得仍处地狱,不曾脱离。

2095年,文学的全部概念均被瓦解,已不存在,无人提起。只有一少部分人进行秘密结社,坚持从事写作这种古老活动,被视为正统社会的异端,生存空间极其狭隘。他们试图与写作机器对抗,但屡屡挫败。同年某地下室,东北作家群体遭逢博尔赫斯,并将其击倒在地。原因不明。

班宇这段“展望”触及了宰制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多重维度:学术体制、纯文学、技术现代性社会。

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写作作为当代文学的岔路口,使得两条道路得以显豁:一条道路是“文学是数学”,就像《黑客帝国》中的尼奥最终被史密斯感染,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写作将最终变得技术化,文学最终和当代世界数字化、金融化、符号化、虚拟化的逻辑契合,脱实向虚,成为一种技术化的叙述游戏,直至被取消;

一条道路是“文学是人学”,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写作从东北开始,重构文学与生活的联系,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展开叙述,保卫真实的情感与人性。

《漫长的季节》剧照。改编自于小千《凛冬之刃》

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写作,势必将挪动两个文化政治坐标:技术现代性社会中“东北想象”的位置、文学场中“东北文学”的位置。有以下诸种的主流“东北想象”彼此交叠:基于市场经济视点,“东北”被视为官僚化的计划经济残留;基于现代化逻辑的视点,“东北”被视为贫困的欠发达地区;基于都市文明视点,“东北”被视为愚昧的乡村;基于现代理性社会的视点,“东北”被视为粗野的奇观。

总之,“东北”被视为以理性、技术、效率为内核的现代性文明的“外部”,这种现代性想象在当下处于绝对的霸权地位。

基于这种霸权想象对于“东北文学”的限定,一方面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写作受到文坛欢迎,东北文学的冷峻残酷,有一种奇异的魅力,填充以往小资化写作的贫乏虚无;另一方面,“东北文学”被理解为一种地方文学风格,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作家们被无意识地暗示要走出“东北”,变成“成熟”的职业作家。

“新东北作家群”承受压力的地方正在于此。落实到写作上来,成名后的双雪涛、班宇等开始表露出求新求变的倾向。

班宇在2018年第5期的《作家》上发表《山脉》,小说共分五节,炫技般地先后使用文学评论、讣告、日记、小说、创作谈五种文类,彼此互相指涉,构成叙述的迷网。其中第四节即小说段落是我们熟悉的班宇小说,塑造了一个善良、懦弱、爱读书的、最终在持续的侮辱中失踪了的工人。

《白日焰火》

然而这样一个故事陷落在前前后后的叙述网络里,共情被悬置,意义指向变得陌生化。班宇在此对于自身“写作”(小说中“小说家班宇”出场)刻意暴露、中断、戏仿,试图在寻求一种新的写作方法。

同时,班宇在《唤醒疲惫之梦》这篇文论中反思“小人物”书写:

对于“小人物”的书写,在今日而言,与其说是惯性,不如看作是一个传统而安稳的起点,一种陈腐、仓促但却可以身体力行的抵抗手段,每个人似乎都可以从这里开始,贡献或者呕吐出自己的经验,并将其作为批判与抗议的工具。

与此同时,所有的叙述又都很难不沦入上述的想象境况——写作者不再与自身的固见作斗争,也没有经过破裂与自我组建,只是站在高台上展示出来,成为大大方方的输家,扯开一面旗帜,落寞与溃败在此迎风招展。在这样的困境里,书写的突围变得难以实现。

笔者以为,班宇《逍遥游》等小说已经为“写小人物”创制了一种新的叙述,但这种文学实践还缺乏足够的讨论,班宇自己也似乎有些犹疑。和班宇的反思相比,双雪涛走得更远。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(2018年11月23日)中,双雪涛谈到:

说到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和《北方化为乌有》,我觉得这两部小说写得有点问题,这两部小说写得有点机巧,尤其是《北方化为乌有》。这个题目虽然比较容易被人记住,但我稍微有点武断。我可以辩解说“北方”是见闻,或者我永远不承认“北方”是沈阳,但这明显带有一点狡辩的意味。

根据小说叙述的设计,在一个集中的环境、准确的时间——除夕夜,人物往我视域上靠拢,写得比较集中。现在看这个小说写得还是紧了一点。出发点其实是叙述的乐趣,而不是追求历史真相,但写着写着就自动把你带到那个东西里面去了,去寻找当时真实发生了什么。

在双雪涛2019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《猎人》中,东北的场景与故事基本上化为乌有,取而代之的是作家、编辑、出版人、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、演员、明星、经纪人、记者等人物。唯一的东北故事是《杨广义》这一篇,作为“神刀杨广义”,这个1990年代的工人依赖传说中的刀法,逃逸在传奇之中。

双雪涛的文学世界中一直有一条奇幻书写的暗线。他写过一篇致敬王小波的《我的师承》,王小波无疑是叙述的大师,但学习王小波很容易流于表面。

王小波的叙述天马行空,奇趣横生,但叙述深处有不可化约的沉痛。王小波由创伤、记忆讨论到革命、技术现代性,始终聚焦在20世纪现代性的核心议题与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交错。把握不住王小波叙述背后的思想性,很容易流于叙述的游戏,最终叙述指向的是一种虚无的逃避。有论者将王小波小说视为“犬儒主义哲学”,固然有些简单化地理解了王小波小说,但也点中了王小波流行开来的时代氛围。

双雪涛的小说结尾常常以“湖”“河”“大海”或“天空”结束,有论者指出双雪涛以“水”结尾,是对历史性的失序之后坠落的恐惧,“水”是作者恐惧感的物质赋形。这种看法有其道理。

笔者就此补充的是,无论是陷落在水中还是消失在空中,是将无法解决的现实矛盾想象性地解决,如双雪涛在《天吾后记》(台湾版,2019年出版)序言中所言,观察生活和书写生活可能是逃离生活的最好办法

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剧照。该剧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小说

双雪涛东北书写中的“传奇感”,就此很容易滑向奇幻。

双雪涛对于奇幻故事并不陌生,无论是长篇处女作《翅国》还是被改编为电影的短篇小说《刺杀小说家》,他的奇幻书写虽然远远不如东北书写,但一直绵延不断,在《猎人》中重新翻为主流。

《猎人》中最出色的一篇是《火星》。一对中学恋人多年以后相见,一个穷小子和女明星的俗套,被极为精彩地翻转,语言节制准确,布局谋篇老练,叙述上极为成熟。然而这篇小说骨子里是鬼怪加情义的都市传奇,小说象征性地发生在“上海—山区”,面对着寻求刺激与慰藉的中产阶级受众。

因双雪涛目前所在的文学场的位置,一个定居在北京的职业作家,一个面向都市受众的电影编剧,“都市传奇”有可能取代“东北往事”成为他主要的文学方向。

《飞驰人生》

笔者在2017年化用文学史经典概念,以双雪涛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为例,呼告“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”,这一提法屡遭善意的讥讽。随着班宇、郑执等一批作家的崛起,笔者当年的预判没有落空。但这里笔者不是为预见实现而自鸣得意,相反,当时的忧虑在今天可能更为迫近。

双雪涛当下的写作,处于一种历史性的分裂之中,就像《火星》中的主人公一样:不断地自我暗示,“必须承认自己,自己,自,己,是仅有的东西”;同时和这种奋斗口号般的暗示永远纠缠在一起的,是不断浮现的远方和青春岁月的回忆。

在一个集体的意义上,“新东北作家群”更大的困境,是怎么处理“阶级”与“地方”这两个范畴的往复辩证,这两个概念长久以来既互相成全又互相遮蔽

一批书写“下岗”的作家被窄化为“地方”作家,在这个意义上,包括笔者提出的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等等既是一种便捷的命名,也是一种必须有所警醒的“限定”。

如何从“寻根文学”以来的文学范式中挣脱出来,解构“地方”这个范畴的束缚,书写超越地方的总体现实以及对应的情感结构?没有这一文学范式的转移,无法实现普遍化的共情,无法打破地方与地方之间、群体与群体之间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坚冰。

必须点题,“新东北作家群”最终不是指一群东北籍的作家,而是指一群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“新现实主义作家群”。在这个意义上,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崛起,将不仅仅是“东北文学”的变化,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。

本文摘编自

《出东北记》

副标题: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

作者:黄平

出版社:上海文艺出版社

出版年:2021-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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